李合亮：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乡村振兴、人民至上、高等教育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合亮：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合亮认为，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之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核心要义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从共同富裕的内容来看，强调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实现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从共同富裕的过程来看，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从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人类社会最崇高的奋斗图景。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首先，需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征程不断昭示我们，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党的永恒追求和奋斗目标。其次，健全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持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注重以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建设，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后，以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推进共同富裕。善于从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历史中汲取养分，汇聚不竭前进力量，强化推进共同富裕使命担当。

　　摘编自《光明日报》

　　【胡海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海良表示，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0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摘编自《人民日报》

　　【郑有贵：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有贵指出，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第一，以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要把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产业园区建设、特色小镇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聚集互促的产城融合发展，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第二，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集聚乡村产业发展动能。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方面，要将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农民增收结合起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另一方面，要将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发挥资本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又要防止把农户从产业链中挤出来。第三，以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需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改革扩面、提速、集成，力争在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取得成效。

　　摘编自《经济日报》

　　【马德坤：新时代践行“坚持人民至上”重在创造】

　　山东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德坤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梦想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努力的方向，也是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作的努力一直都是指向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需要密切联系群众、筑牢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关键。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要筑牢公平正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使人民利益得到充分维护，公平正义得到充分彰显。三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坚持人民至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晟：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广东药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刘晟指出，高校是人才培养主阵地和科技创新主力军，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作用，以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科技、人才支撑。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牢牢掌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坚决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将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制度优势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把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要求，围绕大学的主要职能，明确方向、突出重点，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打造以服务国家和区域需求为支撑的学科专业体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二是勇攀科技创新高峰，不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聚焦“四个面向”，瞄准高峰、基础、前沿、新兴、交叉领域布局一批战略性、储备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项目，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深化从源头、过程、评价到运用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营造宽松、多元、竞争、有序的科技创新环境；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立足高校所在区域发展特点和自身学科优势，加速汇聚高质量创新资源，推进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创新突破。三是努力培育时代新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理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化高校人才自主培养的战略规划。把国家所需和学校所能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加强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按照新阶段新要求深化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改革；锻造高校人才自主培养师资队伍，建立完善人才引进、交流和专业化学科梯队发展等机制，创造有利于教师成长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氛围。

　　摘编自《南方日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践行聂耳的路——朱践耳百年音乐人生******

　　作者：董 剑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自从1963年诞生以来，曾打动了无数人，激励了无数人。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践耳根据雷锋事迹谱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践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丰富而多情的音乐世界。他的音乐人生堪称中国交响乐史的缩影。

朱践耳 上海图书馆馆藏藏书票 刘明辉/作

　　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字朴臣，安徽泾县人。从少年时代起，朱荣实就十分敬佩聂耳，喜爱他的救亡歌曲和艺术歌曲。他对家里给他取的名字中浓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满。21岁时，他更名为“践耳”。其中的“践”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决心步聂耳后尘，走革命音乐之路；二是想实现聂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苏联留学，写交响乐。

　　朱践耳说：“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随家人迁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学时，朱践耳便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自学钢琴等乐器，之后跟随钱仁康先生学习和声理论。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际，朱践耳参军，因为体质差，没能去前线部队，而是留在了苏中军区文工团。当时文工团有一架手风琴，没有人会演奏，这架手风琴就成了朱践耳最趁手的武器，为战士们文娱活动做伴奏。在解放战争中，朱践耳成了军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在革命大熔炉中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朱践耳写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让他一举成名。在火热的战地生活中，从小体弱多病的朱践耳身体日渐强壮起来，他曾说：“是革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国成立后，朱践耳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大地重光》《海上风暴》等电影创作音乐。1955年，朱践耳只身来到苏联，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跟随巴拉萨年学习作曲。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成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一部力作。

　　1960年，踌躇满志的朱践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第二年，他开始负责上海实验歌剧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践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型声乐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学雷锋的热潮。雷锋的精神、雷锋的品格和雷锋的事迹，伴随着学雷锋主题歌曲传遍了全国各地。

　　朱践耳就在这个热潮中创作了歌曲《接过雷锋的枪》《唱支山歌给党听》。他也是唯一一位创作了两首广为传唱的雷锋主题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词作家姚筱舟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在1962年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写进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时雷锋正在沈阳当兵，刚好看到这本书。雷锋很喜爱这首诗，他将这首诗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还将诗的两处做了改动，一是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二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同年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阅读雷锋日记时，注意到诗作前两段内容，他为雷锋的精神所打动，仅用半个小时，就为这首诗谱了曲子。朱践耳的爱人舒群回忆，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有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开学习雷锋动员大会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也是在这一年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开始，朱践耳在上海交响乐团任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64岁时，朱践耳完成了第一部交响曲。1978年，朱践耳首次将悲剧题材融入交响乐创作中，管弦乐合奏曲《怀念》由此诞生。1982年，朱践耳将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加工打磨，运用少数民族特殊的音乐调性与和声谱写下交响组曲《黔岭素描》。朱践耳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的天马行空，他在西南地区的农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朱践耳第一次听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乐，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区民族音乐的风情，设身处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环境。有了这些积累，朱践耳才自信地说出：“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践耳创作了11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18部各类交响乐作品。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对于引入西方的现代音乐还持怀疑的态度。朱践耳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发挥到极致。他深知，想要进步就必须接受新事物，对西方的现代音乐的合理之处必须进行吸收。朱践耳创作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响曲》。这部创作于1998年被命名为《江雪》的作品，将中国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诗《江雪》运用到西洋音乐体裁交响乐之中。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语言文化魅力，将戏曲和古诗的吟诵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交响乐中的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作品将录音资料与乐队的现场演奏结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龚一演奏并录制的，这种演奏方式不仅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开了先河，还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在交响曲的编配中，朱践耳更是将十二音序列用“五声”性进行编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而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这部《第十交响曲》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朱践耳在西方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看似传统的编配中充满着创新的技法，他将古琴、戏曲、管弦乐完美结合在一起，琴声、人声、管弦乐的声音浑然天成。

　　朱践耳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内乐《丝路寻梦》，这部作品是他为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而创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编为重奏与管弦乐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践耳以95岁高龄病逝于上海。在许多音乐学研究者眼中，朱践耳的音乐人生堪称传奇。他饱经岁月沧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还达到了创作的巅峰期，完成了11部交响曲，每一部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格调，不仅表现出作曲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现了民族和时代特色。

　　“朱践耳先生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历史的缩影。”作曲家叶小钢认为，朱践耳的创作是沟通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桥梁，他的作品诠释了音乐可以有更丰富的欣赏方式。在他的创作中，音乐可以朴实地演奏民族民间旋律，也可以华丽地奏出管弦乐队的辉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别出心裁地体现独具一格的民族风情。

　　朱践耳创作一丝不苟，花费十年时间才创作出《第一交响曲》。他曾告诫青年作曲家，要静下心来下苦功。朱践耳的手稿永远工整清晰，别人常劝他不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谱子。他说：“先生教的，每个符头，每根线都要对齐，连在哪里翻谱都要算好，方便指挥、演员阅读。”

　　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迹。朱践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着痕迹地将中国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于民族民间音乐之中。正如朱践耳所说，“现代的东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对、分辨，才会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16版）